“摆上桌”的土壤污染

　　质疑声甚至延宕到既有数据上。早在6年前，一个被官方公布的污染数据——全国受污染耕地约1.5亿亩，也屡遭拷问。不断有专家提醒，真实数字可能远超于此。这位农科院专家不愿置评：“我们连污染评估的标准都没有，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无论最终调查数据如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已是不容忽视。2012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曾透露这次历时六年的普查的整体结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桌上的。”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总工宋云说。

　　没有最终数据，部门专家们只能用碎片拼接大致图谱，他们一致认可的是，南方比北方严重，重金属污染是土壤的头号杀手，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重金属污染越严重。从我国西部(成都平原)向中部(江汉平原)，至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重金属污染呈逐渐加强的趋势，表现为分布面积增大，含量强度增高、元素种类增多。

　　“中东部地区、矿山开采冶炼区的土壤负荷已经到达极限了，约70%的土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云南、贵州、广西局部地区很严重，化工、电镀厂里被污染面积有30%-40%，农药厂更是高达80%-90%。”宋云表示担忧。

　　潘响亮在西北地区做过大量的土壤修复工作。他回忆起调查过的某个废弃铜矿，土壤中的铜含量达1万多个PPM(浓度单位)，而正常应该是几十个PPM，“我国的矿山重金属污染并没有真正治理”。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国从1980年代初已陆续开展了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但仅局限于区域性，且调查污染元素又是单一的，主要以重金属为主。随着工业的发展，污染物已不仅是有害重金属，更增加了有机污染物、农药、塑料增塑剂等，呈加重趋势。

　　不惟偏远矿区，城市亦非净地。在搬迁的污染企业中，100个地块就有二三十个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保守估计，各类风险较大的污染场地，在全国城市及其郊区约有1万-2万个。”宋云说， “我们正朝着麻烦前进。”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环境学家总结的化学污染物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如今依然适用。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陈玉成教授等人收集了1995年-2011年间，国内43个大中城市3688个城区土壤重金属数据，初步确定了我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的污染格局。结果表明，“太原、南京、开封等城市已达到强度并接近极度污染水平。长江以南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比长江以北城市严重，中小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低于特大城市。而我国城市土壤重金属单个潜在生态危害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镉、汞、铅。”这与官方相关资料显示一致。

　　再度调查，如何公开

　　面对这些指摘，南方周末记者多方求证获悉，国家即将进行新一轮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或者可以称为2006版调查的补充，新调查将针对密度不足的问题，加密调查区域。

　　新调查将集中在全国重点区域(包括耕地、蔬菜基地以及矿山周边地区)开展，最终各地的污染情况，粮食和蔬菜是否污染，污染物、污染程度都会用充分的数据表示。“现在还没有最终批复。但是等加密调查的结果出来，家底就基本上摸清了。”万洪富说。

　　据专家透露，广东、四川、浙江等地将率先启动新的加密调查。“环保部现在委托了全国几个比较大的大学研究单位做加密调查，以前是委托各地监测站。”郭庆荣说，“布点将会达到0.5×0.5，这就非常密了。

　　学者们更赞同将2006年的调查比作土壤的“人口普查”，而并非“摸清家底”。普查只能了解概况，它更大意义可能在于，“给国家制定决策提供依据”。

　　2011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土壤污染问题被列入四项“突出环境问题”之中。宋云在“规划”不到五百字的表述中，找到了国家重点关注的对象：“‘深化土壤环境调查，对粮食、蔬菜基地等敏感区和矿产资源开发影响区进行重点调查’，这应该是国家根据土壤调查结果的总结。”

　　“环保部的数据也给农业部的普查做了基础。”前述农科院专家说。2012年6月，财政部与农业部两部委联合印发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方案》，财政部向农业部拨款8.27亿，由农业部在未来五年内对全国农产品产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调查。

　　但无论新旧调查，信息公开始终是不可回避的公众话题。

　　据宋云介绍，美国的污染场地的大致数量和修复治理清单都进行了公布，甚至“一块污染场地修复的环境保护规划中，包括了这地块的风险评价结果、修复目标、修复进度和环境监控信息等公众感兴趣的信息”。

　　据统计，美国大大小小的污染地块有29万-40万处，通过实行《超级基金法》和《国家优先控制名录》，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等级评估以及等级划分，确定优先解决顺序。美国列入“超级基金清单”的污染场地有1664块。

　　“我国连法律都没有。就只有环评，其他都没有要公示。”宋云说。我国尚无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而作为污染土壤唯一标准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颁布于1995年，制定者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所前所长夏家淇早在6年前已着手修订标准，但却因基础研究不够，数据不足而步履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