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热线摘     近日，有中央党校专家表示，房子是导致中国两极分化重要原因。这个判断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其中也包含了体制性的问题。

　　21世纪以来的12年里，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房价也出现史无前例的涨幅。在这个过程中，早买房会产生巨大的升值，而且不用承担目前高昂的房价，那么，谁能够早买房呢?在进入21世纪之前，中国的城市几乎没有所谓的面向市场的商品房，城市居住的主要是体制内的人员，包括国有企业。他们的房子属于福利分房，或者只需付很少的房租。

　　在1998年进行住房改革后，才有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而原先已经分配的福利房，则以极端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住户，获取了产权。在这个过程中，后来不断扩大的市场部门还不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位于市中心的房产价值都有了几十倍的增长，甚至数百倍。如果说这种增值源于国有土地的话，那么，增值本身并没有体现在全民共有的国有资产上，而是个人的资产。

　　与此同时，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大量农民耕地被廉价地由集体产权转换为国有产权后，高价出售。这种土地征用制度，上游向农民补偿的少，转手招拍挂的时候又大幅抬高土地价格，让普通市民埋单，从而获利。这也是中国普通民众收入差距拉大，经济结构存在失衡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在地产业“初次分配”时存在不公正有历史原因的话，那么，自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后，住房双轨制则一直运行，即体制内一些部门以及央企，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划拨的土地，然后以近乎成本的价格在单位内部出售，其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这中间的巨大差价，在小城市可能数十万，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能达数百万元。因此，很多体制内的人有的售号(内部认购权)，有的则转手房产以获取“体制福利”。这种巨大的差价收益是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结果则既是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套取了集体土地所有者与体制外城市中产白领的“垄断租金”。

　　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些迹象，即在很多中小城市，在建造新城区的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办公与居住逐步向现代化的新城区迁移，而老城区的房子主要以房改房为主，这些体制内的房主则开始将旧房高价卖给进城农民工或其他底层民众，考虑到其过低的房改成本与过高的市场价格，而购买者则是辛苦积累储蓄的底层民众，楼市带来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更为突出。

　　短短的十来年时间内，房价随着城市化扩张而大幅增长，出现了“马太效应”。早买房的财富越来越多，后买房的可能辛苦一生都买不起。而早买房的人群，大都是体制内或是接近体制的人群，以及早富起来的人。而现在才买房的大都是刚刚进城的农民或者刚刚就业的屌丝们，由于住房消费能够消耗一个家庭大半生的收入，因此，其在分配领域的权重如此之大，从而成为中国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以及货币贬值刺激的住房投资热潮，正在把地产业带向一个扭曲的方向，这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因此，这个局面需要改变。需要系统性地解构和重构国内住房体系，使其更契合市场规则和秩序。为房地产市场嵌入真正的市场逻辑，将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