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被打破/

　　指挥部的广播又响了，这一次签订协议的村民数量又有上升。

　　郑海平明显感到主拆派的人无处不在，不仅是指挥部的人，还包括一些村民，“指挥部提供金钱奖励，对普通村民不断渗透，承诺如果动员扒掉一个房，再奖励5000元。”

　　这一说法无法从指挥部核实。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多个拆迁村采访时，不少拆迁户均提到“扒房有提成”一说。北街村村民张永全说：“我们家的房子没有签协议，很多村民都找上门来，说如果签协议了那就算我名下。他们经常来给我做工作，三天两头找上门。”

　　在庙街村的几天，“扒房”也成了村民聊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此时已是农历腊月，按当地风俗习惯不搬家，但是，指挥部雇佣来的村民在庙街四处活动，说服渐渐熟悉的村民。

　　“你看那些就是指挥部的，他们和普通村民是一样。”郑海平对记者使了使眼色，指着两个从路边走过的人说。他说：“这些人也经常找我，有时一天来两次，谈天的内容就说拆迁是大势所趋，服务大局。”郑海平日益感受到村民间的情绪，“一些熟悉的村民突然开始做起了你的工作，要你签协议。”

　　庙街村分为郑、张、陈、杨、赵、原、苗等几大姓氏，每个姓氏最初都源于同一个家族，所以同姓的人往往以“家人”相称，构成了农村熟人社会分子之一。扒房让这个熟人社会产生了“裂变”。村民赵海程说：“原来邻里关系都很和睦，现在拆了房的和没拆房的，看到了都不说话。”

　　“裂变”不仅出现在一个村，一个家族内部也出现裂痕。以赵家为例，共有40多户“家人”，其中10多户已经拆了。赵海程哥哥的房子也拆了，“最近还几次来做我的工作，要我扒房。”

　　赵海程说，由于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已经90岁，小辈们只能自顾不暇，在拆还是不拆的问题上，他没有话语权。

　　　　拆迁合法性之争/

　　进入10月份(2012年)，由于拆迁改造的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其他村子的拆迁速度要比庙街村快，于是指挥部更多地通过熟人切入。

　　苗天平和戚鲜花是庙街村两夫妇，他们原本有个完整的家，儿子成婚并生有一子。但是，2012年10月13日，苗天平瞒着爱人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名，并按下了手印。

　　直到11月，指挥部来测量房子，戚鲜花才知道她家房子要拆，“我们全家人从开始就反对扒房。”为了这事，苗天平和爱人每天吵架，而儿子儿媳选择站在了母亲这边。

　　戚鲜花找到指挥部说明情况，但指挥部称苗天平是自愿的。记者在协议上看到，确实有苗天平的身份证号和签名，以及手印。不过，根据庙街《拆迁改造安置政策16问》，其中第10条写着：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房屋产权人夫妻双方持房屋所有证、土地使用证、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户籍证等到场签字。戚鲜花拿出这条找到指挥部讨说法，但是指挥部不认可。

　　无奈之下，戚鲜花希望将指挥部告到法庭，2012年12月3日，她到河南郑州找律师事务所，她出示的一张“河南俊卿律师事务所”的发票显示，戚鲜花交了1500元的律师事务费。但是，还未等到起诉，她的家就已成了一片废墟。

　　对于拆迁中被质疑的非法性手段问题，北海街道办书记赵建平否认了这点。他说：“指挥部是依法拆迁，物权法都有规定，没有你说的非法手段，村民公平合理自觉自愿地接受，现在都讲究和谐拆迁了，今天上午还有拆迁户发来短信感谢党和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