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热线摘　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华语称为“政府组屋”。很多刚来新加坡的中国人，乍一听，会听成“政府租屋”，以为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全部是廉租房。其实不然，新加坡公共住房是有产权的，而且公共住房中，“四房式”“五房式”以上的户型占75%左右的多数(“四房式”“五房式”相当于中国的“三居室”，“四居室”，室内使用面积在90到120平方米之间)。真正的租赁组屋(在其他国家被称为“廉租房”)的公共住房，只占整个新加坡公共住房的5%，而且以一房和二房式为主。目前，新加坡全国的常住居民，包括永久居民在内，82%以上的家庭都住在这种被称为“政府组屋”的公共住房中。政府最大的特点是有政府津贴，房价相对商品房要廉价很多，只要收入稳定，并且购买与自己收入相当的户型，购房不会成为负担。因此，新加坡被认为是世界上解决住房问题最好的国家之一。由于大多数常住居民都住在政府组屋中，而且产权属于自己，即拥有不动产。新加坡的户均财富也因之在世界名列前茅。

　　新加坡公共住房除了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外，实现了更广泛的社会功能。

　　其一，公共住房成为凝聚社会，建立共同价值观，塑造国民意识的重要方式。新加坡的开国领袖认为只有当国民真正拥有国家的一部分时，保卫家园和保卫国家的概念才能真正和真切地联系起来。经过近50年“居者有其屋”的、可支付的廉价公共住房政策，新加坡基本实现公民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且不同种族的居民共同住在组屋当中，没有明显的所谓“富人区”“穷人区”之类的地域区间，不但为种族和谐和社会稳定提供强大的社会基础，而且为逐步形成相似相同的价值观提供了相似和相同的社会物质条件。

　　其二，公共住房成为实现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社会救济，基础生活保障等等，均因为有覆盖全国的公共住房系统而获得比较便利、有效率的实施条件。新加坡的中小学，社区医院，诊疗所和商业及社会服务网点，基本都围绕公共住房的区域布点。公共住房也为政府提供完善的休闲娱乐和社会生活的场所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实施平台。新加坡300多个公园，大部分都在居民区内或者附近。同时公共住房也为经济建设和规划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平台。新加坡40多个工业园区，附近都有配套的居民住宅区域。

　　其三，公共住房也为政府推动和促进社会及道德建设提供了有利和具体的条件。由于是建屋发展局所建政府组屋并不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建设社区反而是其一个重要的目标。因此，政府组屋内预留有很多公共空间，便于开展各种的社区文化建设活动。乐龄中心(即老年活动中心)，居民活动点，居委会等等是政府组屋里最常见的社区建设活动场所。而且，每一个选区，基本也都依托居民区建有“民众俱乐部”大楼。这些大楼是成规模，有各种体育、文化及娱乐设施的专门场所。与此同时，政府也利用政府组屋以实际的措施推进道德建设。比如，“百善孝为先”，新加坡政府对于选择与父母住在一起，或者购买与父母住房不远的购房者给予1至4万新元的津贴。对孝行的鼓励不但真切，而且实用。新加坡政府同时鼓励成家立业，购买一手房时，必须是两人以上联名购买，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结婚。

　　其四，公共住房成为新加坡社会保障机制中的一环。新加坡没有由国家提供的退休金制度。新加坡每个人基本是靠自己和单位交纳的公积金来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医疗和其他需求。因此，居民通过把大房换成小房，以及逆向贷款，向政府出售产权等方式，用公共住房做为养老保障的一部分。

　　由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解决得好，公共住房为公共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实施平台，成为“一子下活全盘棋”的典范。因此，很多国家都在向新加坡取经，学习其公共住房建设的经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新加坡的公共住房也面临一些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有三点：

　　第一、 如何加快公共住房的建设速度和周期。近几年来，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涨价很厉害。最根本的原因是供不应求。如何尽快增加供给是面临政府最大的问题。

　　第二、 如何进一步建造更人性化、更加高效和更多的公共配套设施。尤其是公共交通。新加坡已经建成了很多条地铁，但是仍难以满足需求。特别是最近一年多，频频出现一些问题，而且有些站点转换不同线路，需要上下乘梯并步行十多二十分钟，人性化和效率均有待提高。

　　第三、 如何更好落实和利用好公共住房可以承载的社会责任。新加坡逐渐步入老龄社会，乐龄公寓、乐龄活动中心等的社会需求越来越旺。但是，有些居民对建设这种乐龄设施和住房出现“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 syndrome)的一种排斥态度。因此，如何更好落实和利用好公共住房可以承载的社会责任，比如养老就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问题。

　　尽管有这些挑战，不过和很多国家和大城市相比，总体来讲，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建设还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学习借鉴的点很多。包括新加坡公共住房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其他后发国家或者正在进行相似建设的国家和城市很强的启示、启发意义。(作者：文泉)

　　作者简介：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助理院长，曾任中国外交部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外交学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外交学院交流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市精神文明办北京礼仪年活动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学院李嘉诚奖学金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曾获中国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称号。出版有多篇关于管理和国际礼仪方面的学术论文及专著。对新加坡公共政策、新加坡的社会治理、社会和谐问题有浓厚的兴趣。爱好摄影和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