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热线摘 “像不像701的大山深处?”面对《人物》记者对其居住环境的惊讶，当红作家、编剧麦家先生指着窗外，半开玩笑地回应。“701”是他多部作品中的秘密单位，电影《风声》、《听风者》，中国第一部谍战电视剧《暗算》，以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里，出生入死、血雨腥风都在此地。

　　而我们交谈的场所是杭州著名景区西溪湿地旁一栋两层别墅，三面临水，被杂草、竹林、不辨种类的树木重重包围，野猫来回巡视，蚂蚱随时跳上饭桌，在屋旁小路走不到10分钟就遇上一条负伤的蛇，拇指粗，大半米长，因为痛苦扭来扭去—就像他的谍战作品主人公经常冷不丁冒出的断语，麦家压低声音，神秘地告诉《人物》记者，“遇见蛇，就该转身回家”。

　　麦家有一种孤独而专注的气场，能轻易屏蔽外部环境。采访时间一再延长。他推掉晚上原定的饭局，步步为营走向内心。他谈及自己误打误撞进入情报学院，从8个月匆匆转岗的特工，到10年写两集电视剧的“混饭”编剧，人生上半场输多赢少，最终以谍战题材小说家兼编剧的身份一举成名。四周安静得过分，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除了他的低语，只有拼命往纱窗上撞的大飞虫发出嗡嗡声。麦家滔滔不绝，间或叹气与沉默，他向自己告白，也为自己辩护，得意而怀疑，既庆幸又后怕，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不需要代价的运气，并为代价尚未到来而战战兢兢，他不肯用一个完整的句子赞美自己—“但是”，说完一半之后，他总有转折。

　　7万多字的访谈实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伤害”，他先后10次谈及它。略少于“伤害”的还有“成功”、“自卑”、“熬”、“坚强”、“忍受”、“天才”。

　　2012年9月19日下午2点，麦家花了近一小时谈论高考体检的那天下午，那决定他一生与情报工作渊源的几分钟，他回忆起一切细节，毫发毕现，从招生官眼镜片的厚度，到他头顶那棵树投下荫凉的半径……让人一度产生错觉，仿佛这场叙述会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8个小时之后，桌上的圆形烟灰缸被扔进第14颗烟头，麦家往沙发里一仰，闭上眼睛，回到现实。

　　一切从我让出那片最好的树荫开始

　　你们就是来学无线电窃取情报的

　　面对一个陌生人宣誓，特别来劲

　　和这个所谓的秘密单位有牵连，最后成为它的一员，后来擦肩而过，都不是我策划的，就是水到自然成的过程，所以其实没什么故事。

　　高考体检那天下午，那是在1981年，我在医院门口一棵小树底下乘凉，这时候突然就出来了一个大胡子的胖子，胡子很茂密像马克思一样的那么一个人，抽着烟踱着步就出来了，我马上就注意到这个人，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他往我这边走过来，他想站到树下面抽烟。但是其实这棵树并不大。那时候真是7月那种骄阳似火。我是个乡下孩子，对城里人有一种莫名的尊敬也好，恐惧也好，我就决心把我那片最好的树荫让给他。但我没走，站在大概相差有半米左右的地方，基本不是并肩而列也不是背向背。他抽着抽着突然问我，你是不是来体检的?

　　烟抽完了他就走了。我回去接着体检。最后一个项目，副校长突然在走廊上大喊我的名字，我跑出来，看到副校长身边就站着这个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招生官。他说，“哦，就是他，就是他!”

　　他看中了我，真是看中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激动了，突然觉得好像有一扇门，隐秘的门朝我打开，突然打开了。现在火车从杭州到福州据说才5个小时，但那个时候需要将近24个小时。下了火车换军用大卡车，开出福州大概有将近20公里的时候，突然往山上开去了。天已经拢黑了，还要开将近40分钟的山路。那不怕，真的是不怕，越神秘越能挑起我的胃口，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

　　头半个月，有个客座讲课的副局长，讲漏了，他问我们知不知道美国中情局、苏联克格勃、英国军情六处。他说，你们毕业后就到国家最秘密的地方工作，你们就是来学无线电窃取情报的.我们炸了锅。我很兴奋。我觉得将来当个情报官很了不起。后来才发现我们这个情报官根本不是那种情报官。

　　人年轻的时候没有生命意识，哪里刺激哪里危险他就喜欢去哪里。美国这么富裕，二战的时候那么多年轻人出去，我们现在看觉得不可思议，喊我们去肯定不去是不是?

　　我们去福州西湖划船，才10分钟就召集回校。马上考试。题目极细：撑船的人长相什么特点?船上有没有备用橹?有几个?反正十来个题目我全部回答出来了。有的同学去了以后老是畅谈人生，这种人往往不行的。我不爱说话，从小就不合群，那你干什么呢?坐在船上你总是会东看看西看看。撑船的人，有一个牙齿是横着长的;备用橹有一根，靠右边放着。

　　我后来才想到，我们不是007那种间谍，我们是学无线电情报的，这种考试对我们无意义，它就是为了增加这种职业的神秘感，让你充满敬畏。

　　我的坦白信现在肯定还在档案里面。那份材料是入学一个星期之内让我们写的。我还是比较幼稚，真的写得很实实在在。我们班同学都是在床头柜上写的，我是一个人跑到学校活动室写的。我羞于在大庭广众面前写这些东西。我要抖搂我家里面不光彩的事情。我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因为他私下说了一句话，他说国民党时候我们不会吃不饱，鱼米之乡哪有吃不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家里的人有罪。非常痛苦。我写了两天，三页纸，一般的同学都是一页纸。

　　我被分去莫尔斯电码班，毕业标准是一分钟抄120个码，正常速度一般是40到60，我最高抄到167。我背台湾排以上军官花名册背得非常好，不但要背这个人的职务、性别，还要背他的家庭，他有没有结婚，几个小孩。再就背地图，各军军备，几艘驱逐舰，几艘雷达舰。

　　毕业之后被基地带走，面对一个陌生人宣誓，特别来劲。无论何时何地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无论何时何地保守秘密比你生命更重要，无论何时何地不能出卖党和国家的利益。一般就是这几个排比句。

　　我师傅真是比父母还要父母，随时带着你走，随时告诉你各种界限。我那时候特别爱打篮球，有一天师傅在阳台上看到我跟一个人在交头接耳说话，就冲下来一把拉开我，这人你怎么能去打交道?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人是A院的。我们都是用字母代号的，A院是离我们大概七八公里远的另一个院子，其实就是一群破译密码的人。师傅说他的机密度高，他在这个单位留的时间至少要18年，而我是8年，万一他跟我说了有18年机密时间的事，我在这里服役的时间就自动升格成18年了。

　　我负责侦听的台湾空军电台那条线，一听就知道对方用的什么发报机，有几个发报员，分别什么特点。熟能生巧、巧能生精、精能生绝。我们抄了无数的电报，谁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台湾侦察机以为我们这儿是摩托化机械部队，其实是用摩托车送电报。15分钟一趟。从侦听局送破译局。

　　1985年我有过一次恋情，她任战情翻译，第二年夏天她赴法国公干，失踪了。单位有种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她逃跑了，叛国了。如果确实如此，我有理由怀疑她与我恋爱不过是为逃跑做的精心准备，因为单身者是不能出国公干的。我到底扮演了她的什么角色，我至今不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叛国，也至今不得而知。有些人的内心是永远无法猜度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喜欢文学了，我住的那个房子外面有一棵非常大的芒果树。每天早上有一小时到芒果树下背诗，看小说。芒果没有人摘，经常看书的时候就有一个打到你头上来了。

　　我待的时间很短，只有8个月。我想走，这个单位太封闭，这个工作太技术。

　　《解密》发表就结婚，结果没发表

　　我知道红线在哪儿，我可以不碰它

　　不能再版，不能宣传，现有的书要下架

　　我现在经常说的处女作是《麦田守望者》的模仿作，《私人笔记本》，其实发表很迟了，1988年。之前在基地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一个小书店发现了《麦田守望者》，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种麦子，以为《麦田守望者》是写种麦的人。看了以后我觉得，以前不是写了很多日记吗?我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写日记，就是絮絮叨叨的那种，哎，小说还可以这么写。

　　但这个和调动没关系，真正调我到机关，是因为早几年我在部队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小说，其实也就1500个字。

　　领导以为你会写小说，那肯定会写材料。其实我不会写材料。我写的第一份材料就出现了好多破折号、省略号，被领导嘲笑。我成了打杂的，反而有更多时间写小说。1988年底，我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那个时候我频繁地换名。有时候好像有暗示：一用“麦家”对方就发表了，而且发表的位置比较好。有一次还让我写了个创作谈，登了照片，那是1992年，我第一次登照片。后来这个名字就固定了。随着你阅历的加深，审美的胆量也越来越大，以前觉得这名字挺土，慢慢觉得其实挺洋气的。年轻的时候你不自信，现在我乐意告诉你我卑微的出身，我敢去面对，甚至我去自嘲。

　　农村、军事、都市题材我都写过。突然我怀疑，整天跟着别人写你怎么能被关注?这群传说一样的人是我的优势。虽然我了解了1，但是别人都是0。为什么很多作家不敢写谍战题材，我敢去写?我知道红线在哪儿，我可以不碰它。

　　《解密》写了10年。我面临着双重考验，既要去打动那些文学编辑，又要经得起那些单位的保密审查。从1991年开始写，短篇，写成中篇，后来又写成长篇。写作都有一个无名期，可说是受侮辱、受伤害的时期。我这个人内心自卑，自我审查机制特别强，我自己认为不行的东西我不会投稿。有一天我认为自己行了，但是无名无姓，你投出去又被退回来，那是非常打击的。

　　1992年投给《收获》杂志，花了两年写的5万字的中篇，也就是这个季节，非常好的季节，10月的时候，当时看完退稿信，我背了个包就出门了，公共汽车把我搭到哪里也不知道，就这么走了一个礼拜。我完全崩溃了，简直太荒唐了，写得这么好的小说还不行。

　　那个时候就想结婚了。我最早谈恋爱不跟女朋友接吻，小说发表才接吻。跟老婆也这么个想法，《解密》发表就结婚。那没发表。最后回过头来我说先结了婚再说吧，就这么结婚了。最失意的时候。

　　1997年转业到成都电视台当编剧。11年只给单位写过两集戏。

　　我的写作习惯不是很好。我认识的好多人都是上午写作，下午喝茶什么的，农民耕地式的，最健康，也最持久。我是疯子式的，不眠不休。

　　2002年，《解密》长篇终于发出来了，出版社接到保密委员会一个人的电话：不能再版，不能宣传，现有的书要下架。三个要求。

　　写了10年，一个电话就把我毙掉了。我不甘心。你个人认为我泄密，那么我启动组织。组织评审委员会来评审一下，到底你的判断对不对。最后来了23还是24个人。我完全靠自己的私人关系在说服某一个领导。专家碰在一起很难，费了很多劲。那一次我在北京待了半年，为什么有半年?就等这个会。

　　最接近红线的还是我告诉读者，国家有这么一个侦听破译的部门。我在小说里反复强调，专门强调，这个秘密其实是公开的秘密。

　　10年之中，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回头一看我发现我都开始自我欣赏了，我做事特别执着，这种执着劲一般人绝对不会有，真执着，是不是?

　　一种从小怀有的恐惧感

　　一般读者无法体会，甚至理解得正好相反

　　我对这群人感到无限崇敬又无限凄凉

　　什么样的人让我感兴趣?一方面特别灵敏、偏执、悲观，另一方面又特别不幸，最后不是死了就是疯了。

　　这些天才最后都毁于日常。日常是最有杀伤力的，尤其对于天才或者英雄来说，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扼杀，比如《暗算》里面有一个妇女的故事，生小孩的时候用母语喊丈夫，她丈夫是个地下党，一喊就把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一个食一个性，这就是日常。

　　最大的日常是什么?其实就是体制。这种体制肯定是更在乎集体的利益，集体的利益肯定是伤害个人利益的。我想表达体制对个人的伤害。我有单位，但我的内心自由。我对体制有一种童子功，一种从小怀有的恐惧感，你想想我这种家庭出来的人。

　　《风声》这个题目表达了我的理念，风声就像远处传来的消息，真假难辨，虚实不定。同样一个故事，我讲述了三个版本，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和一个试图追寻真相的现代人的。我想告诉读者历史是不可信的，我们接受的很多信息都是虚假的。

　　我写作其实有野心在里面，后来发现也有局限在里面。我从非常态的领域去选材，这是讨巧的做法，能够挑逗读者的好奇心。但是一般读者带着比较低的期待来寻找快感，无法体会我的用心。甚至理解得正好相反。你很难想象《风声》那年是作为国庆献礼片，包括今年《听风者》，人家说我很正统很主旋律，有些机关稍微变一下，OK了。

　　刘备手长过膝，孔明锦囊妙计，姚明身高顶天，梦露美艳照人。世上的人无奇不有，有一个耳朵出奇灵敏的人也不为怪。严格地说《听风者》里阿兵这个人是没有原型的，但宽泛地说，我以前工作的单位，也就是所谓的701，那里的人至少有一半都像阿兵一样，听力超群，耳朵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工具。我以前有个同事，听说后来耳朵犯了病，失聪了，你说话他经常听不到，但是听电波照样管用，很奇怪吧。

　　对这群人我是无限地崇敬，同时又无限地为他们感到凄凉。身在其中的人并不感到凄凉。他们的自我满足感你根本想不到。人是非常渺小的东西，也是最无奈的动物。比如我，我当时并不是想选择这个行业，我进校门的时候并不知道，但是我去了以后还不是喜欢了这个行业。

　　博尔赫斯说，所谓偶然，只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命运机器的无知罢了，这话我写在《解密》最前面。

　　我承认《风语》和《刀尖》是失败的

　　受了商业诱惑，我想继续吃甜食

　　一天接到9个电话，吓得我都不敢再写了

　　小说本身有强大影响力的时代已经消失了。我麦家今天在社会上有这么高的知名度，还是因为影视在帮你。我也知道什么是甜的，我想继续吃甜食。

　　我承认《风语》和《刀尖》是失败的。我没有在《解密》、《暗算》的基础上往前走。原来的恐惧或者仇恨的情绪被淡化了。虽然销路也很好，但作为一个作家的贡献它是下滑的。我不得不承认受了一些商业因素的诱惑，这个诱惑主要来自于影视。我已经了解到影视严格的审查制度。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改编成影视，从而给我的书或者这个人扩大知名度。

　　我的小说有一定专业性，公司买去了改编权常找不到人编，我只好亲自出马。2004年，我用半年多时间把《暗算》小说改编成34集电视剧。这算是我真正编的第一个剧。到现在，我的5 部长篇小说除《解密》外都拍成了影视剧。《解密》虽然没拍成影视，但影视版权已卖了几次，之所以没拍就是我不想改编，因为我太喜欢这部小说，不想对它动刀子了。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我10年就堆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小说和影视说是亲人，其实是冤家。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

　　这几年因为《暗算》的热播，掀起了一个谍战特情剧的高潮，这个“高潮”令人畏惧。有一天，我居然接到国内9家影视公司电话，说的都是一个内容，命题作文：写谍战特情剧。我觉得这很恐怖，吓得我都不敢再写了。

　　剧本写多了，肯定会影响一个作家的语感，因为剧本只要对话和故事，对语言尤其是叙事是没什么要求的，而小说恰恰要求你在叙事上有独到之处。我现在已经不想写剧本，就是怕它伤了我写小说的能力。

　　作为作家，我肯定是被放大的。我一直有种恐惧，这些年这边所得到的太多了，会在另外一面付出。担心会有失去。

　　我缺乏爱人的能力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这哪叫成功

　　我只能自己受我自己的罪

　　我在爱情面前很粗暴。很多人都说我不会写爱情。要么一个男的一根筋地爱上一个女的，要么就是一个女的一根筋地爱上一个男的。我缺乏爱人的能力。我的爱情其实是别人在爱我。叔本华说爱情就是两个人之间互相要。我特别有感受。在爱情面前甜蜜的感受我没有，我有舒服的感觉，舒服的前提是要东西，得到了。

　　童年决定人的一辈子，我非常相信。我像鸡像鸭一样被养大，没有被真正爱过。农村父母觉得把你养大就是爱，当一个牲口在养，没有更多细节。还有我家政治地位低下，无端地受了一些伤害。从小温暖的感受太少了，小时候没吃过甜的东西的人，永远不知道甜是什么感受，长大了吃到了你也不知道它就是甜。

　　我认为对那个感情层面，中国的大部分人还处于蒙昧状态。

　　内心封闭的人不能从别人身上汲取养料，只能从自己内心输出，我写出的角色大同小异，总有自己的影子。我的人生经历就像我笔下的英雄一样，通过自己不讲代价的付出去获得一个胜利。你可以放弃但你不能失败，一旦选择了就想做强者。

　　问题是我不欣赏这种人生态度。台湾人已经讲究放弃了，认为执着是一种不好的品质。大陆还在宣传做人做事要执着要坚韧，胜利就是一切。这就是精神气质上的区别。

　　从内心来说我不承认自己。即使我承认今天我成功，我也不欣赏我这种成功的方式。它是一种比较低级的成功。从哲学层面来说你是失败的。所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这哪叫成功。

　　我甚至不会享受成功。我太想身上有亲和力，生活中有烟火气，但我注定不是这样一个人，我只能自己受我自己的罪，把自己逼到墙角。48岁了，我觉得人活着就是受罪。

　　我经常看影视会有泪点。包括大家都在骂《金陵十三钗》怎么差怎么差，我看得泪流满面。

　　看《全金属外壳》我也哭了。

　　小时候失眠，兄弟姐妹睡着了我经常一个人睁着眼睛。月亮特别明亮。我对着月光发呆，希望外面飞进来一个超人把我带走。我不相信平常人能够拯救我。要能让你每天跪在他面前做祈祷、自我检讨，他肯定不是人，他肯定要来自天外。

　　我的小说里写的都是天才，和这绝对有关系。

　　这些年我忍骂的功夫是见长了

　　我享不了，也担不了

　　我想最后还得交到写作上来

　　去年11月封笔，之后我干什么了?碌碌无为。不写作就是碌碌无为。今年微博我写得特别勤，这也是碌碌无为的一种旁证。我可能从此再也不写，这种可能性完全有。

　　微博让我与人交流，还有一个其实很功利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影响力。为什么有些作家写着写着不想写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没读者了。

　　再有就是别人出书我帮忙写推荐语，作序。让我写还不是因为有些虚名嘛。这时代就这样，成了名，什么人都想用你，也什么人都想骂你。因为经常被误用，出洋相，被人骂也是理当。这些年我忍骂的功夫是见长了，除此外我看没什么其他方面的长。小说是越写越差了，坚持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

　　刚才打电话来那人我拒了3次了，他仗着是我的老乡又是军校同学，他就不放弃，明天又约了上午来谈给他的房产代言。但是说实在话我真的感受不了这种世俗的快乐。

　　我其实是一点也没有被所谓的成功冲昏头脑，我只是能力精力有限，应付不了外界对我的干扰和侵蚀。

　　前两天和编剧史航上一期节目，他在微博上评价，“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会这么紧张，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诚恳”。

　　外人看来我好说话，其实不是大度，是胆怯。我是放弃了。别人拿我的作品去改，想改成什么样就改，因为我没有交涉的能力，控制不了。我干脆放弃期待。

　　前几年疯狂写作开始报复我了，体力骤然下降，坐不住，注意力很难集中。我明显感到,不论身体还是写作的精气神，都需要养一养了。

　　杭州政府在西溪给了我个房子住，今年装修了，5月住了进来。回到家乡，熟人太多，杂事太多，常有人和事不请自来。说真的，我有点后悔回来。现在要独处比以前难了。我不是个会享受世俗和亲情的人，我有点孤寡，一天里没几小时独处心里会莫名地烦躁。现在我就经常这样烦躁着，七姑八舅，乡里乡亲，好事坏事都找上门来，希望我分享他们的快乐，分担他们的忧苦。其实，我享不了，也担不了。文学改变了我，让我变得对现实缺乏兴趣，满足以抽象的方式占有自己和这个世界。

　　我特别想回到乡下去。今天下午我又动了这个脑筋。我母亲一句话泼了一盆冷水。她说你不能在自己村里弄，万一村里人都眼红了怎么办?但是我现在又不知道陌生的地方哪里有这样一个地方又种又耕又可以养。

　　你看其实这里面好多名人工作室，刘恒，余华，杨澜，蔡志忠，邹静之等等。大部分人偶尔来一下，当度假。我一进来就不走了。但这里很多时间打发不了，因为你毕竟没地。如果一大堆畜生嗷嗷待哺地等着你喂，我觉得也是一个生活。快则一年，我肯定会过上这种生活。

　　我到底适合干什么，或者我想干什么，我经常在问自己。我父亲一两句话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从父辈身上也看到自己或者这个家族的缺陷，老是不会包藏自己，太赤裸裸。我这种性格的人就是写文字比较好，不要让我跟某一个具体的人去打交道。

　　当初写《暗算》我封闭了近6个月。有一天突然发现一只老鼠，第一个本能就是打死它。屋里有只老鼠是很恶心的事，关键是晚上你睡觉它开始磨牙。逼到它逃无可逃了我突然不忍心—就这么一个生物陪我。我放了它。担心它夜里爬到我身上，每天睡前我把卧室所有角落敲打一遍，把它赶到客厅去。白天它在哪里我无所谓。到后来我甚至会专门给它带一点吃的来，完全在养它了。有时候想到它在陪我写作，突然觉得对它有一种需要。这是孤独下的一种变态的需求。

　　我这种无趣的人，生活当中没有哪个东西来降伏我，而一个人总是要被某一个东西降伏。我想最后还得交到写作上来。真要不写了，我不知道怎么打发余生。